大马华人周刊 · 学者论述 · 黄玉武博士

点评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上)
是龙象之争还是龙象共舞?

·2018年10月6日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亚洲文明古国,人口总数约二十七亿,分占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它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两国关系对亚洲甚至全世界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以点评方式扼要解读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它首先以表格方式比较两个国家的几个主要发展指标,然后阐述两国矛盾焦点并且指出两国在处理关系方面的障碍。文章接着说明龙象共舞的有利条件,讨论如何突破当前有些令人迷惘的僵局,开启加速改善中印关系的航程。


(一)中国与印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IMF(国际货币资金组织)、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有些统计年代不同,只供参考。


本文将会引用表(一)的资料来解释一些议题。诚然中印两国在不少地方的差距还是很显著的,其中的一些比较也有困难,如失业率的定义可能有差异。不过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比较客观的综合性标准,意义显著。产业结构和储蓄与投资率都是很重要的经济成长潜力的指标。另外一个主要的数字就是印度47%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因此农业发展对印度经济起飞和消除贫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表(一)还有几个必须注意的情况。首先是贫困率。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与印度的贫困率应该没有显著不同,但近年来的差别特别显著,说明了中国在扶贫与脱贫方面的成效。其实中国是联合国千禧消除贫国人口指标的主要贡献者,约占70%。第二点是负债率。中国的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相当大,许多负债的企业实际上是国营企业,所以表(一)中的债务占GDP百分比可能会被低估。此外,中国在2017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了,贸易额是印度的5.4倍。


(二)龙象之争的几个焦点

中印矛盾是老生常谈,已超过半个世纪的争论焦点都不是秘密。首先,中印边界线超过四千公里,由于中国不承认1914年英属印度与西藏当局签定的西姆拉条约和后来英国单方面划分的麦克马洪线,一向就存在十二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争端,包括九万平方公里由印度控制东段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 State,1987年印度正式成立,中国称为藏南地区),和由中国控制的西段3.5万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Aksai Chin)。为此中印在1962年发生边界战争,使两国关系一度破裂,一直到1976年时才恢复互派大使,1981年才开始启动边界谈判。到2016年止中印已经对边界进行了19轮的谈判,甚至造成最近的洞朗对峙事件,一直到印度总理莫迪到中国参加金砖峰会前才缓解下来。中印两国政府首脑在见面会谈时都多次承诺要解决边界纠纷问题,但没有任何显著的进展。(www.ftchinese.com 07/01/18)


印巴关系可以说是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印巴两国常为克什米尔主权问题发生武装冲突,政治互信几乎不存在,特别是发生恐怖袭击时更加产生误解。然而中巴又是“全天候同盟”,巴基斯坦更有中国“铁哥”的称号。对中印关系而言,最受注目的是中巴经济走廊(CPEC)以及由中国经营的瓜达尔港(Port Gwadar)。CPEC经过印巴有领土纠纷的克什米尔地区,引起印度的不安,这或许就是印度缺席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的主要原因。CPEC总投资额为五百五十亿美元,而中国有超过三万名工程师和工人在这个项目工作,诚然印巴关系改善和克什米尔领土纠纷的解决将会有助于促进“龙象共舞”。


“藏独”则是中印关系中的敏感政治课题。在1959年达赖喇嘛和追随者开始在印度的达兰萨拉(Dharam Shala)定居,成立“流亡政府”。迄今约有五万五千藏民居留于此。达赖喇嘛也以此为基地推广建立独立西藏的活动,这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分裂行为”。2003年印度总理访华时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承诺不允许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而中国也承认印度合併锡金。为了两国领导人在今年四月在武汉举行非正式峰会,印度政府也不批准流亡政府在新德里集会纪念西藏事变六十周年,的确使达赖喇嘛感到失望。尽管如此,印度人的西藏情结恐怕挥之不去。据说印度教源于西藏阿里。每年就有不少印度僧侣前往阿里朝拜。由此看来,“藏独”课题在中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已逐年降低。


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主因应该是地缘政治以及由此引起的“互信赤字”,从而造成两国关系脆弱而容易波动。南亚多国也有类似东盟的组织,称为南亚区域合作协会(SAARC),秘书处设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SAARC有定期活动,但并没有像东盟一样活跃。其中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印巴关系。无论如何,印度显然是南亚的老大哥,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对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举足轻重的。


然而由于地缘政治和缺乏互信,中印关系往往也因为中国与南亚个别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显得敏感。中国在印度次大陆国家的基建和其他的合作项目好像都有针对包围印度的‘隐藏议程’。马尔代夫的机场、中国副外长对不丹的访问、由中国承建的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三个国家的港口、中国在孟加拉的基建投资、中国与尼泊尔的铁路运输等等,都会引起印度有关部门的不安。或许这些项目只是反映了中国发展海运的需要,同时提升有关国家的基建设施去发展工业与贸易。可是当设想到港口与铁路也同时可以用于运输军事人员与军事物资,印度产生国防与安全的警惕也不无道理。只是当这些议题经过媒体过份炒作之后,不安全感导致的军备支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印两国没有足够的政治互信之际,南亚各国(巴基斯坦除外)在发展与中国合作时就必须特别谨慎地考虑到印度的反应,然而“一带一路”的机遇和互利双赢的项目还是那么具有吸引力,这些国家也同样需要印度与其他国家的支助和保持与印度的和谐关系。这些国家都必须发展经贸和改善民生,需要多方支援合作,他们基本上都不想利用与大国的双边关系投机取巧去获取市场与资金,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与对抗。在民主政治框架下的选举活动中也就发生了各个政党对中国援助项目的不同意见。当反对党上台执政时就会发生重新评价中国项目的举动。日累月积,争取南亚各国政府的支持也形成中印关系产生矛盾的一个泉源。


把中印关系放大到区域甚至全球视野时,另一个矛盾焦点就是在组建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包括印度、美国、日本、和澳洲四国。印太战略被称为维护两洋地区平衡与和平的主要举措。美国宣布的印太战略更是直接投资于发展基建,希望降低“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地缘政治生态明显。中国则认为印太战略就是遏制中国,是这些国家联手针对中国崛起的不善良倡议。然而在日美澳三国的热心推动下,印度政府的立场并没有那么明晰。印度却多次表明自己必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最近的印度洋海军演习中,印度也就没有邀请澳洲出席,正是反映了印度的谨慎态度。印度显然不愿意轻易地在敏感的区域政治生态中参与任何明显遏制中国的活动。


除军事与政治涵义之外,中印矛盾也影响区域合作和各个区域国家的经济发展。比方中印都努力争取东盟的支持与合作。如果把双方在东南亚各国的合作项目当成有可能威胁自身安全的活动,中国与印度也就不能清楚合作项目可以带来的商机和利益,也就不可能在各个合作项目中联手创造更大的利益。这也就是“两败俱伤”的悲剧后果。


(三)改善中印关系的障碍

边界纠纷与地缘政治在邻国关系中不算罕见。特别是在文化差异大和边界不明确的情况下,上述的几个焦点课题并不会令人费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课题的持续性与靭性的确给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往来制造不少麻烦。归根究底,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源在于两个迷惑点。首先是区域或世界第一大国的虚名。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西方媒体炒作异常,一些日本媒体鼓吹日印合作牵制中国,“印度巨象前进”,“印度经济增长加速巩固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 “印度经济就快赶超英法而且不久后会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见《金融时报》、英国《卫报》、《朝日新闻》)。甚至印度就快在人口和经济总产值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等等。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和前政府官员Dobriansky博士就主张美国与印度加强合作,阻止中国支配亚太地区。
 

排名之争本来无伤大雅,各说各的,反正各种推测都基于一些假设,特别是经济成长率。姑且不谈这些排名是否客观或最后是否能够实现,大量宣传再加上各种臆想,就在敏感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催化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基建(特别是港口)可能军、民两用,甚至有中国利用印度洋沿岸港口围绕印度和印度可能动用海军封锁印太两洋海路之说。为了安全,军备必须加强。在2017年的军事开支表显示中国名列第二,印度第五,而中国支出是印度的3.5倍。(林金树,《大马华人周刊》274期)就2018年而言,印度就举办海上军演代号“米兰”大规模空军演习(1100架战机,1.5万空军人员。美印日西太平洋关岛海域的“马拉巴尔-2018”海上联合演习。各种军种备配也必须加强。印巴边界军事设施也必须改善等等不胜枚举。)军事竞争不但利用甚至浪费了有限的资源,永无休止的竞赛使两国更难增进互信。


浪得虚名的“模式”之争是一个可能会导致在处理中印关系时产生“志不同则道不合”的错觉与精神障碍。西方推崇印度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而宣扬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与自由的国家。一些经济学家更把中印当成两个对立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印两国从来没有把本国发展政策称为模式,只称它是适应本国条件的选择。主张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西方媒体鼓吹中国的任何成绩都是因为缺乏自由和牺牲民主下取得,不值得参考采用,这种思维还在不断地影响中印的合作。为此,中印双方应该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中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更令人感到失望的是这两个亚洲(甚至世界)文明古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并不那么了解对方,包括文化、艺术、文学、政治体系、社会制度、教育政策,以及对合作极关重要的工农业经济结构与科学研究。尽管两国来往超过千年,中印往来在1962年边境战争爆发后基本上已停顿下来,到1976年后才逐渐改善。在教育领域里,相互承认学位正在讨论中。印度留华学生在2017年也只有13,578位(还少于泰国),其中80%学习医学。中国到印度的留学生也保持稳定增长但不显著(The Economic Times, New Delhi 2018/7/10)。在旅游业方面,中印交流更是差强人意,上亿人次的中国游客并没有多少人选择了印度。印度旅游部长K.J.Alphons指出,2017年中国人到印度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253,128人,只占中国公民全国旅游人数的千分之二(赵实:澎湃新闻29/8/2018)。虽然艺术开发合作空间巨大,中印交流仍然有限。《厕所英雄》《摔跤吧!爸爸!》《起跑线》等都是中国人欢迎的印度影片。电影与歌舞剧的交流可说是促进中印老百姓互相了解的一个渠道。宝莱坞应该是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一个切入点。


对改善中印关系而言,相互了解对方政治体制特别重要。双方必须相互了解对方官僚制度,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运行与治理国家的精英阶层的思维。印度的行政服务团队(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对国家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通过在中央与地方轮流上任,使他们都具有比较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他们之间虽然相互竞争,那可是一个相当团结与能干的队伍。中印的中层官员之间和地方官员之间似乎缺乏机制与平台方便他们讨论问题和交换意见,可说是改善中印的关系和促进合作的障碍。一些印度的邦或城市与中国的省(自治区)和城市拥有几千万的人口,双边合作机会很多,中印关系的良性与持续发展不能只靠国家中央领导与政府部长。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的互动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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