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周刊 · 专题

单靠政府事倍功半
肃贪打造廉洁社会人人有责

·2015年9月19日


从9月2日至4日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16届国际反贪大会,有约1000名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在大会开幕仪式上,秘鲁籍的国际透明组织主席何塞伍克兹,借最近被炒作的26亿令吉(7亿美元)汇入首相纳吉的私人银行户头的课题,认为有两个问题没有获得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谁支付7亿美元与原因。第二个问题:7亿美元的去向。根据报道,此言一出,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不要忘记,出席者大多数是外国人)。他继续说,最近几个月,发生了总检察长被撤换、调查一马发展公司的特工队被冻结、反贪污委员会官员被扣查或被调职、报章准证被冻结。


他说,政府的这些行动不像是在反贪,我们听到了改革的承诺,但在这个时候,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只是承诺并不能恢复信心及信任。他说:“没有人不知道最近几个月流传有关大马的贪污指控,以及它对大马造成多大的破坏,这里发生了贪污危机。”


东盟国家仅次于新加坡


伍克兹是马来西亚的客人,但是其言行却有如我国国会反对党政客以及反纳吉人士的谈话,夸大其词的指马来西亚已经陷入“贪污危机”。在2014年贪污印象指数,马来西亚在第175个国家里排名第50名,在东盟国家里仅次于新加坡;而在亚太地区,则排名第9。这离“贪污危机”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伍克兹所代表的国家秘鲁,排名是在第85名。


伍克兹言论的不妥之处,是在于引用还没获得证实的指控以及对我国政治制度运作的以偏概全。也就是他可能与许多人一样,把网上流传(甚至主流媒体流传)的“指控”当“事实”——而不可否认的,马来西亚的许多民众,会认为这些外国人骂得好。


有关26亿令吉献金的课题,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今年七月初的揭发,以流程图来“说明”这些钱是来自一马发展公司;但是,反贪污委员会在调查过后宣布,这笔钱的源头不是一马发展公司,而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的政治献金。


即便如此,“疑者恒疑”的民众,对于反贪污委员会的这惊人揭发,并不满意。他们“移动龙门”要首相公布这笔钱的流向、捐献者的名字等等要求,以证明他是清白的。总之,即使首相应他们的要求公布这笔钱的来源与去向,还是有很多人会继续怀疑。


大家可能忽略的事实是,以舆论对这26亿令吉的议论纷纷,对纳吉及其领导的政府形象再受打击事实来判断,纳吉让反贪污委员公布这消息,显然是大错特错的“决定”。


纳吉如果“独裁”应该消灭“证据”


按反纳吉(不管是支持国阵还是反国阵的)的人的夸大,纳吉似乎与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独裁与贪污腐败没差别的角度来看,纳吉理应指示反贪污委员会“消灭”所有的有关证据,而没有必要让26亿令吉的问题继续纠缠着他。


对这26亿令吉政治献金来自中东国家的捐献者的说法,我们听到这样的冷嘲热讽:纳吉把我们当傻子咩,中东国家要钱就可能,它们哪里会那么好死捐钱给纳吉。这样的冷嘲热讽,忽略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要素:批评者无从知道纳吉掌握的资料有多少。另外,许多人把此政治献金归纳为“贪污”,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笔钱是捐给政党的,在现有法律下纳吉有没有责任公布捐献者的身份?看来是没有必要。至少,国会反对党只敢要求首相兼巫统及国阵主席的纳吉公布捐献者身份,但却不敢自动自发公布捐给他们本身政党的政治献金之捐献者(特别是涉及主要捐献者)的身份,先树立好的榜样——这不就是华裔社会想看到的“两线制”的正面效果吗?事实上,纳吉在2010年的时候就提到管制政治献金,可惜民联三党不愿配合,反对公佈捐献者的身份。


谈到捐款的问题,这里也有必要提到净选盟2.0在8月29及30日举行的“净选盟4.0大集会”,声称筹募了超过250万令吉。这个组织是个非政府组织,推动选举改革的主题是“干净”,照理应该先树立“干净”的榜样,公布捐款来源(不可能只靠卖T恤)以及资金的用途,建立公信力,避免让批评者有借口指责捐款来自意图颠覆我国议会民主的外国基金。


没有保持“不应小贪而为之”的心态


可是,那些批评贪污最力的个人与组织,对这根本的基本问题却是那么的冷感,而公众的反应亦是如此,足见我国人民把肃贪的责任全推到政府的身上,没有保持着“不应小贪而为之”的心态。在日常生活里,对贪污贿赂保持高度警惕。要知道,贪污腐败的现象不局限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甚至是“公民社会”的贪腐情况,同样不容小觑。


不管是公共领域或者是私人界,甚至是公民社会里的非政府组织,都有贪腐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贪污现象就已经存在。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社会,发现“送礼”包含着求回报的含义。


在华人传统民间信仰,“贿赂”神祗的现象并不罕见,例如在农历新年前以年糕拜灶神,希望灶神到天庭向玉皇大帝做每年一次的汇报的时候,因为年糕粘嘴,要讲人间坏话也会有困难。当然,诸如“有钱能使鬼推磨”、“人无横财不富”等俗语,深入人心,传达了“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想法。这不是说贪污滥权是华裔社会独有的现象。贪污滥权是普世现象,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幸免;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此认为贪污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而纵容鼓励贪污腐败。


民众需要与执法单位合作


民众对贪污滥权不只是要关注、要批评,更需要身体力行,除了日常生活不要抄捷径(也就是比其他人更有办法、“里面有人”而占优势),更需要与有关执法当局合作。正如国际透明组织马来西亚分部主席拿督阿卡巴沙达尔所说的,因为执法单位已经做好准备接受任何有关资讯反贪,民众需要给予全力配合。


他说,我国已经推动了各种打击贪腐的倡议,但国际社会没有什么注意到其成就,而对那些对政府存疑的人则是视而不见。不管怎么样,如果民众不给予合作,反贪的工作将是艰难的;反贪执法机构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与信任。


纳吉上台后推行了政府转型计划,提出了六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肃贪是其中一个领域,足见政府对肃贪的重视。另外五个领域分别为:防范罪案、有素质的教育机会、提高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加强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改善公共交通系统。


在肃贪改革方面,政府采取了“从上到下”以及“从下到上”的架构。“从上到下”(top-down)包括了政治领袖对贪污不妥协的政治意志、法律与制度改革以及有效的执法。“从下到上”(bottom-up)则包括了民众参与、公共服务改革以及新闻自由。


贪污罪犯在网上公布


根据反贪污委员会的数据,该委员会接获45193个涉及吹哨者保护的讯息,其中396个在吹哨者保护法令下受到保护;超过1500个贪污罪犯在反贪委员会网上公布,以及12407份公开招标的合约,以及150直接谈判的合约上载到网上等等。


无可否认,政府在肃贪方面,需要起得示范以及充当裁判的作用。


毕竟,政府的行政与管理,重新分配纳税人的钱,政府只不过是这税收的管理人,有效的管理分配这些钱财,以利惠广大的人民,是政府的责任。不过,正如美国的詹姆斯潘恩所说的:“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的存在,是因为民众不是天使。相反的,在现实的人类社会里,极少数人就可以破坏多数人的利益,因此需要政府协调,分配再分配利益。


也就是说,人性本恶。政府的恶,体现人性的恶。要让政府减少“恶”,政府就有必要受到制衡。这些制衡的力量,在“三权分立”的设计体现出来;随着媒体,特别是印刷媒体的普及化,报章成了“第四权”。现在网络的盛行,制衡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多元。这制衡力量的多元,甚至可以成为推翻政府的力量。


回顾1998年“烈火莫熄”街头示威的时候,美国副总统科尔在马来西亚作客,却公开支持“烈火莫熄”,赞扬示威者是“勇敢”的。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在1998年5月份说了那么一句话:“…外国人可能影响我国的人民,煽动他们以致他们推翻政府。”


伍克兹的言论,即使不是影响我国人民(因为我国不少人民已经有这样的成见),鼓动人民推翻政府,但至少成为了反纳吉力量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外国人,伍克兹道听途说,公开抨击我国首相贪污,不是国际透明组织主席当为之事。


伍克兹未审先判的行为不妥


要知道,一马发展公司以及26亿令吉政治献金的课题,的确是对国家带来了不方便,也为当事人带来许多困扰。国人当然都想知道这些课题的答案,但是更加根本的问题是,这些课题都在调查中。而且,这些课题里头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事物还有待厘清;在调查完成之前,伍克兹就先判决当事人有罪,是不妥的,当然也有干涉我国内政的嫌疑。伍克兹也滥用了国际透明组织主席的位子,在不适当的场合以未经证实的指控批评东道主。


毕竟,肃贪不只是诸如国际透明组织的“专利权”;即使我们认同这些领导国际透明组织的人,在推动反贪需要巨大的勇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反贪大会上无的放矢,就是勇气。在我们看来,他也只是为了赢得掌声,而不需面对后果(比如政府可以马上遣送他回国,禁止他再踏入马来西亚),毫无勇气可言,而是纯粹的无理。


可悲的是,一些民众,甚至一些媒体,似乎对伍克兹的言论,如获至宝大篇幅报道,殊不知这事实上是以外国人的口来羞辱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以及其人民。首先,当然是我国人民可以因为党派立场,不把法律程序当一回事。指控一个人贪污,并不是难事,但是如何证明,对执法单位可谓是艰难的任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缺乏合作的意愿,甚至是贿赂的一方。第二点是:民众轻信未经证实的指控,甚至把反政府而不惜违法的人士当作是“吹哨者”。其三,民众太依赖政府肃贪,但却不愿意给予全面的配合,使国家关键成效领域的“从下到上”构架无法发挥功能。


总之,肃贪打造廉洁社会,人人有责;过度依赖政府,只能说是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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